文丨唐大杰（北京微觀治庫創始人、武漢大學財稅與法律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員）
2月21日司法部會同有關部門加快推進民營經濟促進法立法進程，為促進民營經濟健康發展，更好營造市場化、法治化、國際化一流營商環境提供堅實法治保障。
國家制定民營經濟促進法，應先了解民營企業最關注的問題，才能對癥下藥，制定一部務實、管用、操作性強的法律。針對民營企業最關心的問題，去年筆者供職的機構曾作過一次調研，統計發現民企最關心的前5位問題是：公平正義的司法環境、保護民企合法權益，減稅降費（包括社保費），改善國際關系、暢通國際貿易，國企退出競爭性行業，寬松勞動法律、提供更多靈活就業機會。我著重闡述一下排在第一位的問題———
公平正義的司法環境，保護民企合法權益
隨著全面依法治國政策的逐步推進，我國的法治環境得到了改善。但涉及民營企業和企業家的司法實踐，還存在一些突出問題，具體表現在以下8個方面：
- 濫用“口袋罪”。比如非法經營罪、挪用資金罪、職務侵占罪、拒不支付勞動報酬罪等口袋罪容易被濫用。
- 公安辦案時，企業家常被超期羈押。
- 隨意扣押、處置民企的財產和企業家個人財產。
- 司法機關常用刑事案件來處理經濟糾紛。
- 濫用上網追逃、跨省追捕等司法權力。
- 司法透明度下降，越來越多的審判不公開、不上網。
- 社會信用機制不完整，有對“老賴”的制裁，但沒有建立信用修復機制。
- 跨省抓捕企業家的逐利執法屢禁不止。
前7點筆者已有另文闡述（見《唐大杰：支持民營經濟，需從五個方面構建更良好的司法環境》），這里重點說明一下第8點。
據幾位律師介紹，近年部分省市頻繁出現跨省抓捕企業家的事件，一般有這些類型：
“敲詐”：找到與本地有業務關聯的企業家，實施跨省抓捕，無中生有、羅織罪名，以類似于敲詐方式索取罰金；
以點帶面：找到一家在本省有分支機構的外省大企業，羅織幾個不良行為，例如夸大營銷、客服過錯等，然后以商業詐騙為罪名立案，抓捕集團總部高管，扣押集團財產和資金；
一網打盡：專門針對平臺型企業，以傳銷定罪。長三角某市公安機關查封一家北京的虛擬貨幣平臺公司，以組織、領導傳銷活動罪抓捕高管和技術骨干，沒收了平臺上所有的交易資金和虛擬貨幣。為了獲得案件的管轄權，公安部門還讓幾位受害者把戶口遷至本地。
“遠洋捕撈隊”：某中部大省的地方公安機關成立小組，在廣州某賓館蹲點，尋找資產質量好的企業下手，他們戲稱自己是“遠洋捕撈隊”——集體出海、捕撈大魚。
這些案件都有三個共同特點：一、對象都是外省企業；二、都是民營企業；三、以沒收資產、罰款為目的，為地方財政收入作貢獻。
近年國家相繼出臺“公安機關異地辦案協作的六個嚴禁”、“公安機關禁止逐利執法七項規定”等文件，以圖制止這類行為。但隨著各地方財政狀況的惡化，這些逐利執法案例呈高速增長之勢，使得很多民企防不勝防，無所適從。
當前企業家們另一個關注的問題是，網絡上針對企業家和民營經濟的惡意言論猖獗，民營經濟的輿論環境有待改善。
當前的年輕人就業情況不理想，這與就業心態也有關。有些年輕人把給民企打工視為被資本家剝削，因而帶著不情愿、甚至對立的心態進入公司。在網絡上還流行一種“整頓職場秩序”的說法，也是這種心態的一種反映。這個問題與學校教育、網絡輿論導向都有關。
在當前的短視頻、自媒體平臺上還有三類不當的導向：
- 造謠、惡意中傷企業家的言論非但不能得到及時制止，而且還得到了“流量獎勵”；
- 仇富言論，對企業家的敵視言論，放任其發酵，以至于“民粹”意識泛濫；
- 有些敵視外國的言論得到了流量，抵制外國商品的事件多次沖擊市場秩序，破壞了我國的對外貿易和投資環境，其后果逐漸在顯現。
平臺管理的基本原則是維護平等發言。但平臺“拉偏架”，對輿論偏向引導，是對言論自由的重大傷害。如何在保護言論自由和促進民營經濟之間取得平衡？是企業家迫切期待的。如果“惡言制造者”得不到限制和相應制裁，恐怕難以服眾。
促進民營經濟發展的根本之道無非三點：地位平等、保護私有財產、維護司法公正。
但一部《民營經濟促進法》不可能解決民營經濟的所有痛點難點。國家應該在司法、行政執法、財稅制度等多方面深入改革，應該考慮更高階的立法和修法，比如修改刑法、勞動法等。
（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。責編郵箱：yanguihua@jiemian.com。）
評論